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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角是瞿秋白。  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何以成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抵制。在中共五大期间,他又旗帜鲜明地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因此,“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举了他”。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但是,瞿秋白毕竟是一位带书生气的共产党人,他那特有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以及与火热的工农运动脱节等弱点,是不可能把苦难的中国引向光明的彼岸的。他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在“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的同时,又“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这个意义上说,他自嘲是“历史的误会”是有其道理的。但是,这一切都和共产国际,尤其是派往中国的代表罗明纳兹有直接的关系。  罗明纳兹,于一八九八年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做青年团工作,后做党的工作。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因坚决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从此在共产国际中开始担任比较重要的领导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作出了《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决议》。接着,罗明纳兹奉共产国际之命到中国指导革命,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汉口,并接替共产国际前任代表鲍罗廷、鲁易等人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迅速召开了八七会议。由于“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指出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派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就把中国共产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自然,八七会议也接受了罗明纳兹的“左”倾观点,“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对此,毛泽东做过这样的评价:  “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  诚如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维汉所追忆的那样,“八七会议以后,经过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到一九二七年十月,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央认为,“现在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暴动均已告一段落”,全国局势“已有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些运动中我们的党充分暴露了他的弱点,同时也得到不少的教训,这些弱点和教训均须有一番正确的整理”,“本党今后的政策和组织须有一个新的决定”。这就是中共中央于十一月九日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起因与目的。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周恩来、张太雷、邓中夏、蔡和森、任旭等人。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出席了会议。  实事求是地说,在上海召开的这次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角,依然是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例如:  该会通过的主要文件《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是罗明纳兹亲自起草的。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犯了“左”倾幼稚病;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上,从“左”的观点出发,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并进而“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在对“现时的总策略”的估计上,提出了“左”倾盲动的总方针,其核心是武装暴动,是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是以工人暴动为“中心”和“指导者”的城市武装暴动。换言之,是教条地把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搬到中国,指导半殖民地半封建且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革命。加之他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等等,共同组成了“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这也就是形成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的理论根据。  其次,罗明纳兹还从组织上提出了为政治上“左”倾盲动主义服务的惩办主义,由他提议并通过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同志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对此,李维汉评说道: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发动和胜利,是由恩来为首的前委,坚决地击退和克服了张国焘主张联合张发奎、企图阻挠起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结合。但《决议案》却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什么“软弱的军事投机”,给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同志)以警告处分。这就完全抹煞了周恩来等同志在八一起义中的作用和功绩……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这次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可是,《政治纪律决议案》却指责湖南省委“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宣布给予如下处分:“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与此同时,《政治纪律决议案》还作出如下决定:开除陆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开除谭平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开除党籍,开除杨匏安中央监察委员等。  所谓“政治纪律”是罗明纳兹的专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苏联肃反扩大化中的惩办主义引进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连李维汉同志都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在党内已工作了好几年,从未听说过什么‘政治纪律’”,“当罗明纳兹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而提出‘政治纪律’这个名词时,我感到很新鲜”。  事后,周恩来也认为:“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  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轨迹是:依据巴黎公社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遵照十月革命开创的城市暴动的革命道路,继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顽强地实践着。虽然他前有上海三次工人起义的胜利与失败的经验,后有南昌起义的胜利与失败的教训,可他在这次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不仅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处罚未表异议,而且对大会通过的各项“左”的决议案也投了赞成票。会后,他仍然赞成继续发动广州起义。这其中有性格方面的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是,这时的周恩来仍未意识到十月革命虽说开创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先河,但是所取得的由城市起义向农村发展进而取得全国胜利的经验,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周恩来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受了“警告”处分,但他那特有的人格魅力、各方面的才干已得到同志们的公认,在会上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与罗亦农、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由罗亦农任主任。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殷实人家。他自幼富于正义感,鄙视父亲为人刻薄,在自己门口贴了一副自撰的对联:“存得天良,蒙庆受福;放开眼界,创业成家。”后到上海求学,得识于陈独秀,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被送往莫斯科求学。在苏联东方大学研读了四年马列主义,遂于一九二五年回国,从事工人运动。在任江浙区委书记期间,曾参加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之后,他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并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组织领导了鄂南暴动。接着,农民暴动的烈火在鄂中、鄂西、鄂北、鄂东蔓延开来,为以后创建鄂豫皖、湘鄂西等处的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他是中共中央中具有丰富工农运动实践的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是日夜,周恩来与罗亦农这两位老战友化装来到了外滩,望着大海中万国巨轮上的灯火,徜徉在林荫道上。啊!就在一九二七年的三月二十一日,他们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使得蒋记的北伐军没费一枪一弹抵定上海。时间刚刚过去七个多月,两位指挥武装起义的领袖人物只能化装出行,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呢!  这时的周恩来刚刚回到上海,“对整个形势还来不及有清楚的了解,仍然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群众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继续在高涨”。但是,他作为一位亲身经历这场大变革的政治家,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另外,他根据南昌起义的经验和教训,对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作出的“全国总暴动的策略”,也不能不黯然自思有几分成功的把握。这就是他此次约罗亦农交谈的主要目的。  “亦农同志,大革命失败了,除去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周恩来低沉地问道。  “有,我认为国际是有责任的。”罗亦农说罢沉吟片刻,“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了批评意见。”  对此,周恩来早在汕头听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时就知道了,但因环境的原因不知其详。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工作,遂又请罗亦农讲了他在八七会议上对共产国际的意见。  那时,罗明纳兹刚刚来到中国,他的报告不顾历史事实,一味强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和策略始终是“正确的”,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对此,罗亦农在会上严肃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地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上非常之坏。既认为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魏金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魏金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都知道是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事后追论,罗亦农的讲话并未批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所犯的路线和政策上的错误,只是指责他犯了“派来的和尚把经念歪了”的用人过错。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这种直率批评,也是难能可贵的。  或许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周恩来又问道:  “罗明纳兹是怎样看待你的这一批评的?”  “他当即在会上说: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有错误的。不管罗(易)魏(金斯基)等的路线如何,总比我们中央有错不改要好些。不管国际代表有无错误,主要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之健全。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然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周恩来听后自然知道这是推诿之词。他眺望着大海的夜景,有意转移话题说道:  “你比我更了解全国各方面的情况,对这次罗明纳兹起草的决议案有何评价?”  “我是投了赞成票的。但是,”罗亦农沉吟片时,又说道,“或许是我过分的悲观、右倾,我心里并不完全赞成罗明纳兹起草的决议案。我更担心按照这一决议案发动全国武装暴动,将会给中国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  “我也有此担心啊!”周恩来喟然长叹,“自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以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党由六万党员锐减到一万多人,党的领袖人物李大钊、马骏、王荷波、赵世炎、陈延年等,相继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如果再不分敌我情势的对比,把暴动当作一切……”他说到此处再次长叹了一声,结束了自己的话语。  罗亦农清楚周恩来的潜台词是:“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恰在这时,传来报童的吆喝声:“请看晚报!蒋介石偕宋美龄自日本回到上海!”  罗亦农低沉地问道:  “恩来,你看蒋某人东渡归来的目的是什么?”  “一是为了复出上台,再是把屠刀对准我们。”  蒋介石于八月十二日下野,是与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代表的广西地方实力派矛盾的结果。直接原因则是蒋氏指挥的徐州战役失利之后,面对新桂系“逼宫”的危局,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另外,蒋氏懂得自己退避三舍的结果,不仅可以躲过政敌的攻击,而且还必然导致老对手汪精卫和新政敌李宗仁等人的矛盾,从而摇身一变,成为坐山观虎斗的得利者。为此,蒋氏先回到故里溪口垂钓,继而尾随宋家小妹宋美龄之后东渡日本,名为完成蒋宋联姻,实则在架构中日、中美平衡外交的同时,完成蒋、宋、孔三氏为支柱的蒋家王朝。不出蒋氏所料,国民党内部相继演出了一幕幕争权的丑剧,待到南京的李宗仁等把武汉的汪精卫赶到广州且由汪氏主动提出“蒋汪携手”的时候,远在日本的蒋介石审时度势,挽着心爱的宋美龄于十一月十日回到了上海。正如后人评述的那样:“蒋介石如今已处于超然地位,可以‘公正者’姿态出面,坐收渔利了。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也向蒋介石伸手呼救,通电请蒋复职。因为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乘国民党内部的混乱之机,大举向冯、阎进攻,冯、阎顶不住北京的压力了。”  蒋介石是一位精通纵横之术的大家。他面对国民党内错综复杂的矛盾,是进还是退,是静还是动?是以进为退,还是以静制动?在没有看准之前,他是绝不会走出这关键的一步棋的。这些天来,他打着与宋美龄完婚的幌子,作出超然物外的姿态,似乎对兵戎相见的政局也漠不关心了。但实际上呢,他时时处处都在静观、分析,并经常约来心腹谋士于密室中讨论政局的发展,策划未来复出的条件。  在陈立夫等人看来,新桂系李宗仁等人以武力为后盾,一方面挟西山会议派元老,紧紧控制着南京政府;另一方面举兵西进,打垮唐生智,夺回武汉,迫使坐镇武汉且想问鼎中央的汪精卫退回广州。结果,李宗仁就可变成当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瞒。因此,他似胸有成竹地说道:  “目前的大敌是新桂系,必须力阻李宗仁等梦想成为当今的曹孟德。”  蒋介石听后笑了笑,只说了两个字:“做梦!”接着,他又看着即将成为自己郎舅的宋子文,问道:  “子文,你是怎样看待汪精卫兵败武汉,南下广州的呢?”  在宋子文看来,汪精卫毕竟是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在国民党内不仅是一面倒蒋的旗帜,而且还有着相当的号召力。更为重要的是,汪精卫有着政治野心,那就是绝不坐国民党中的第二把交椅。再者,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汪精卫又自视是所谓粤系的精神支柱,因此,汪氏南下广州不是败退,而是为了更大的进取。最后,他操着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  “我的结论是清楚的,大左派汪精卫绝不甘心失败,妄图以粤系为实力,夺回失去的政权,进而再君临南京。”  “看来,子文是了解这位汪精卫的。”蒋介石说罢又轻蔑地笑了笑,“做买卖是要资本的,可他的全部资本是什么呢?是一张嘴巴。买空卖空的生意只能做一两笔,更何况他做的是政治买卖呢!杜先生,你看呢?”  被蒋介石称之为杜先生的即是海上闻人杜月笙。杜氏虽是闻人,但在政界要人面前的谈吐却很斯文。今天,他认为能参加这样级别的密会,一方面证明蒋介石不忘旧交,另一方面也说明蒋介石仍有借重自己的地方,故很是客气地说道:  “我是赞成蒋总司令的意见的。汪氏的嘴巴是说不服与他貌合神离的粤系的,张发奎等人也不会把自己手中的军队赌在他的身上。对此,汪氏似乎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他再三向蒋先生传递信息,请蒋先生出山,做他的后盾。”  “我蒋某人是不会做这种蚀本的生意的!”蒋介石断然地下了结论。接着,他又扼要地分析了诸派争权夺利的形势,最后说道,“我的基本想法是两句话:一是不引火烧身,再是以静制动。等我与美龄女士完婚之后再议。”  与会者都是极为聪明的政客,自然也都懂得蒋介石的话意,那就是时下尚不是复出的良机,继续借蒋宋联姻的幌子,静观国民党内诸派别的争斗。为此,陈立夫等人又围绕着这一主题大做起了文章,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登在天津《益世报》上的这则蒋介石致宋美龄的情书: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唯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之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是天意所为,还是蒋介石有先见之明?就在蒋介石再次打出“无意政治活动,唯念生平倾慕之人,厥为女士”的幌子不久,粤桂两大军事集团的矛盾激化,于十一月十七日晨,广州发生了驱逐李济深势力之军事政变,史家称为第四军政变。粤系主帅张发奎部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等以“扩党救国”为号召,声言打倒新桂系,将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临时军委会警卫团、黄绍竑驻新编第四军军部之部队等悉予缴械,并包围李济深、陈济棠、黄绍竑之住宅,搜捕黄绍竑未获。双方激战至上午十时,死伤数十人,失踪者百余人。对此,李宗仁曾如此评说:  “张发奎在广州叛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大哗。李济深在上海至时始知受骗,乃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兆铭。”  北来上海的汪精卫,面对控制南京特委会的桂系大将们的攻讦,唯有向蒋介石输诚、求援一途,并于翌日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亲自赶到上海环龙路宋子文官邸会见蒋介石,交换党务、政务意见。蒋氏只表示赞成召开四中全会。下午,汪精卫回到自己的宅邸,通过记者说了这句话:  “极愿与蒋先生同时出而为党国努力。”  这在蒋介石看来,历经第四军政变之后,汪精卫在政治上的砝码减少了。换句话说:蒋某人复出,不必赖以与汪精卫这位大左派结盟;相反,汪精卫若想未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要看他蒋某人的眼色行事。这是蒋介石以静制动所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在蒋介石看来,新桂系的大将们是武夫,不是政治家,他们赖以在南京立脚的政治基础是“西山会议派”,因为只有这些右派元老先于他蒋某人排俄、反共。换句话说,若想搞垮新桂系,必须先把“西山会议派”在政坛上搞臭。事有凑巧,唐生智兵败武汉,“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上有人发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人,开枪者逃之夭夭。事后,各地发起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制造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发起了对西山会议派的‘征讨’”。  其实,“这一惨案是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一手策划的。蒋介石利用这一事件把西山会议派推上了受审判的地位”。他“把西山会议派搞得声名狼藉”之后,就等于把另一个对手新桂系拿下了马。这时,他就安然地与宋美龄完婚,并在众星捧月的大势下复出、上台。  但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诸位领导同志,并未识破蒋介石在幕后玩的这套把戏。就在第四军发动政变的当天——十一月十七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会议,认为“广东的政局最近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表面是两广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但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动摇了统治阶级两广派在广东的政权”。因此,“中央肯定地指出:广东实力派如果掌握了全广东的政权,则其对工农的屠杀绝不亚于李、黄时代”。而“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唯一出路,只有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结果,常委会通过了由周恩来、张太雷等起草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对发动广州起义作出了具体的部署。  与此同时,一个设在上海的共产党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敌人不仅抓获了一些共产党人,而且还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为此,周恩来通知贺龙: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严密隐蔽起来,自然也取消了他赴苏联学习的行程。另外,周恩来由此想到了如何确保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的安全大事,遂“对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进行整顿,将原有的特务股改总务、情报、行动三科”,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为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搜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的同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此乃后话。  诚如前文所述,临时中央在十一月会议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特别是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使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受损失,因而逐渐引起党内不少人的反对”。但是,瞿秋白等同志不顾客观形势的发展,依然根据十一月扩大会议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幻想在全国形成总暴动。为此,在决定发动广州暴动的同时,还决定发动两湖暴动、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以及北方顺直“大暴动”。结果,给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由于周恩来回到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对整个形势一时还来不及有清楚的了解,仍然认为依目前中国工农群众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在继续高涨,但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会招致重大损失。在讨论《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的时候,他就明确指出:这一布置太乐观了!会后,由他起草写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写道:“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同时,他还认为:“这一种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  这样,就势必与瞿秋白等的意见相左。  在瞿秋白看来,蒋介石的复出,不仅不能弥合国民党的分裂,而且还会把争权夺利的丑剧推向高潮。因此,他的结论为:“这正是全国暴动的最好时机。”  但是,周恩来则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争斗无论有多么激烈,但他们对待共产党人,尤其是在对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方面却是一致的。因此,他认为在制订暴动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此,瞿秋白等认为周恩来对形势估计过分悲观;而周恩来却坚持是在全面估量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最后,瞿秋白说道:  “那就让广州暴动的事实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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