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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香港一片白色恐怖!就连昼夜忙碌的客货两用码头九龙深水埗,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盘查着上下船的旅客,生怕有一个“共匪”漏网。  清晨,一艘北去上海的客轮停靠在码头旁边,持枪的港警如临大敌,操着粤语骂骂咧咧,查看着登船北上的旅客。但是,他们又像往常那样白忙了一阵,没有抓到一个可以领赏钱的“共匪”分子。自然,他们一个个也就没有了情绪。就在这时,从客轮上走下一位大副,取出一沓港币,塞到一个港警小头目的手里,很是客气地说道:  “辛苦了,拿去和弟兄们喝早茶吧!”  这些港警见钱眼开,一个个点头哈腰。那个收钱的小头目有意摆了摆手中的港币,说道:  “不好意思,我等例行公事,生怕那些在潮汕溃败的‘共匪’出入香港。”  这位大副十分通情达理且又不失身份地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一辆轿车飞速驶来,嘎的一声停在检票口前的广场上。前门打开了,一位身着西服的中年人走出,十分麻利地打开轿车后门,恭立门旁,伸出右手挡在轿车后门的上面,生怕主人碰着头。少顷,一位身着旗袍、长得十分秀气的女士侧身钻出,旋即又回身扶出一位面目清癯、双目有神的中年男子。他那身高档入时的西装,胸前飘逸的美髯,再配上右手握的那柄嵌银的红木手杖,很自然地说明了他的身份是一位颇有地位的绅士。  随着一声“伍先生,请上船吧!”那位大副已经赶到近前,躬身一边,伸手指着检票登船的地方。这位伍先生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就在那位女士的搀扶下缓步走去。  他就是周恩来。  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回击蒋介石、反动派的屠杀,周恩来等奉命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尚未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在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失败了。周恩来恰在这时又身染恶性痢疾,发着高烧,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常常处于昏迷状态。守候在他身边的叶挺、聂荣臻,以及潮汕地区党的负责人杨石魂,由陆丰甲子港登上一条小船出海,向着香港驶去。这条小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诚如聂荣臻所忆:“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与省委取得了联系,把周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  省委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找了两间房子,是杨石魂背着昏迷不醒的周恩来走进租住的小楼的,对外说是姓李的商人。为了照顾重病的周恩来,省委又派来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女共产党员范桂霞,由她出面请医生诊治。三天过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他一见床头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十分警惕地问道:  “你是谁?”  “我叫范桂霞,是党派我来护理你的。”  “派你来的人叫什么名字?”  “沈宝同。”  周恩来认识沈宝同,且知道沈是中共广东省委工作人员,便放心地点了点头。在他养病期间,不仅知道了范桂霞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参加过“新学生社”,担任过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而且还从范处获悉邓颖超已安全地回到了上海。当他知道范桂霞的男朋友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潘耀芳后,又风趣地问道:  “小范,你是不是很爱他?他是不是很爱你?”  范桂霞一听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脸也红了,当她想到心爱的潘耀芳还在普宁训练农民军的时候,低下头小声地答道:  “我觉得是的。只是,现在革命形势紧张……”  周恩来一看范桂霞害羞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但是,当他想到范桂霞欲言难吐的隐情时,便十分郑重地说:  “你不用担心,你们将来总会见面的。祝你们相爱终生!”  周恩来在范桂霞细心的护理下,历经半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病情逐渐好转。每天清晨或傍晚,他就在范桂霞的搀扶下走到户外,进行恢复体力的练习。  十月十三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普宁流沙脱险来到香港。接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于十月十五日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军入粤失败以及潮汕人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为此,周恩来又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参加会议。会上,张太雷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决议案,并通过省委及各部负责人名单。与此同时,讨论研究了广州起义的有关事宜,“要求各地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会后,南方局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委员;在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六人负责。接着,周恩来又带病参加研究有关广州起义的事情。  不久,张太雷经汕头到上海,向中央请示有关广州暴动的问题,并参加中央常委举行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后,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除对广州暴动提出意见外,还特别写道:  (四)中央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紧急会议,省委即由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彭湃既已派往闽南即可不出席,并请你们通知恩来务于十一月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  周恩来接到中央的通知之后,不顾身体虚弱,化装成富贾绅士,在杨石魂、范桂霞的陪同下,驱车赶到九龙深水埗,又在这位“大副”的帮助下登上北去上海的客轮。分别前,他紧紧握住杨石魂、范桂霞的手,低声地说:  “要有信心,胜利总归是我们的。我们在胜利后再相见!”  客轮缓缓驶离九龙深水埗码头,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乘风破浪,向着上海驶去。  上海,是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在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中,它不仅是东西方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大本营,而且也是清末民初各种势力进行政治角逐的场所。自然,它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近二十年来,上海既是蒋介石的发祥地,同时也孕育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这里处处都是腥风血雨,时时都在响着杀害共产党人的枪声。进入十月之后,为了谨防南昌起义失散的共产党人潜回上海,黄埔港码头又成了国民党军警宪特肆虐扬威的地方。他们就像是一群披着人皮的恶狼,每人手里拿着一沓放大的相片,对着走下客轮的旅客认真地查看,希望能发现周恩来、贺龙、刘伯承、郭沫若等人的影子,好在上司那里得到一大笔赏钱。  但是,化装成富贾绅士的周恩来在那位大副的陪同下,就在这群恶狼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通过了检票口,走到了热闹非凡的广场。顷刻之间,接送客人的、拉黄包车的、做小买卖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其中,几个报童的叫卖声格外响亮:“看报!看报!蒋总司令下野去日本,终于追上了宋家小妹宋美龄,声称近日回上海结婚!”正当周恩来欲要取钱买报之时,只见一辆黑色轿车驶来,嘎的一声停在他的身旁。他循声一看,轿车前门打开了,走下一位身着西装的青年,摇着手中的报纸,非常客气地说道:  “伍先生,请上车吧!”  周恩来告别了那位“大副”,俯身钻进轿车的后门,顺势往靠背上一躺。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是那样的疲惫不堪,遂微微地合上了双眼,希望早一点儿到达下榻处,见到久别的战友和伴侣邓颖超……  邓颖超和周恩来于七月下旬在武汉分别不久,遂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母亲杨振德于七月底结伴回到了上海。那时,党中央依然留在武汉。她回上海是“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准备工作。因此,她不顾敌人的白色恐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她心里明白,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必须首先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为此,她十分理智地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党的保密制度,不该知道的就不问。这次周恩来在武汉向她告别的时候,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马上去江西九江”。至于去九江干什么,待多久,他一句也没说。邓颖超也像往日分别那样,什么也没有问。但是,作为深爱着周恩来的战友和妻子她比谁都清楚,在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次生离就意味着有死别的可能!所以,每到夜深人静尤其是猝然听到敌人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或警车嘶鸣的时候,她就下意识地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此刻,她很自然地想起了周恩来的安危……  就在邓颖超到达上海不久,她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于八月一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那时,她真是高兴极了!但是,不久她又从敌人的报纸上相继获悉:在周恩来等的指挥下,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并在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追堵之下,转战南下广东。当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起义部队兵败潮汕,敌人胡说什么“共匪重要首领周恩来、叶挺仓皇逃窜,不日即将缉拿归案”的时候,她不仅为南昌起义失败而痛心,而且也为周恩来的命运担心。她数度在梦中见到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可大梦醒来之后,那惊喜之情又化作了忡忡的忧心……  邓颖超就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愫中,不露声色地为党工作了三个多月。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已经年过半百了。这些年来的革命经历,使她养成了无比坚毅的性格,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钟爱女儿邓颖超、女婿周恩来的方式——在默默地为革命工作中分担他们的喜和忧。今天中午,女儿邓颖超没有回来吃午饭,她一个人对着两个人的饭菜,还是像往日那样没有一点儿胃口,随便地吃了一些,就靠在沙发上想闭目休息一会儿。少顷,户外突然传来警车的叫声,她下意识地睁大双眼,听了听这由远而近的嘶鸣,又慌忙站起,快步走到窗前,惶恐不安地向窗外探望,直到警车的叫声远去之后,她那颗提着的心才感到踏实一些。当她再回到沙发前坐下之后,一点儿困意都没有了。这时,她为了打发午休的时间,自然也想从敌人的报纸上找到有关周恩来的消息,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摞当天的报纸。当她双手展开一份报纸之后,被通栏大字标题怔住了。只见上面写着:“北方共匪巨首王荷波落入法网,南方共匪党魁周恩来末日来临”。她捧读报纸的双手颤抖了,她那刚刚平静的心又加速了跳动,她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急切地看起这条消息来……  说起王荷波,杨振德远在天津教书的时候,就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津浦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今年五月中旬,她随女儿邓颖超来到了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与周恩来同住在一起,曾经见过这位工人领袖。她当时虽然不知道王荷波已出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之职,但她还是带着景仰的目光看待这位威震北方的共产党人。后来,她随邓颖超于七月底回到了上海,自然不会知道王荷波在武汉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被派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可是,当她从报纸上获悉王荷波于十月十八日在北京被奉系张作霖逮捕,近期就要在北京被杀害之后,又禁不住地想起了张作霖在四月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罪行,心中顿时充满了对军阀、列强无比的痛恨!  接着,杨振德又认真地看了有关周恩来的报道。谢天谢地,她引为自豪的女婿还没入敌人之手!她稍许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又习惯地起身收拾房间的卫生。说来也巧,她刚刚收拾完客厅,挺身活动了一下上肢,门外就传来她十分熟悉的上楼的脚步声。立时,她的脸上露出了笑颜,快步走到房门前,双手打开屋门,迎进了自己的女儿邓颖超。  尚不满二十四岁的邓颖超身着素色旗袍,围着一条白色的毛围巾,双手捧着一盆开得十分惹人喜爱的月季花走进屋来。待杨振德关紧屋门之后,她笑着问道:  “妈,这盆月季花好看吗?”  “好看。”杨振德看着女儿那微笑的表情,不解地问道,“小超,你买盆月季花做什么?”  俗话说得好:“孩子再大,在父母面前还是孩子。”邓颖超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她端着这盆盛开的月季花走到窗前,很是精心地摆在了窗台上。她回过身来,又笑着问道:  “妈,猜猜看?”  杨振德想了想,摇了摇头。  “妈,用心地想想看?”  “一定是有什么喜事吧?”  邓颖超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汽车的刹车声。邓颖超与杨振德几乎是同时一怔,不知如何是好。少顷,邓颖超悄悄地靠近窗前,试图透过玻璃窗俯视楼下的情景。遗憾的是,这辆轿车停靠在楼门前边,只能看到半边车身,而看不到乘坐轿车的是什么人。无奈,她只好转过身来,冲着杨振德摇了摇头。稍许,传来了上楼梯的脚步声,邓颖超与杨振德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房门。接着,脚步声停在了她们的门前,又传来信号似的敲门声。邓颖超与杨振德交换了一个眼色,不慌不忙地走到门前,双手打开房门,只见周恩来提着皮箱与司机小李出现在门前。  邓颖超与杨振德或许是一时没有认出化装后的周恩来,也或许是事出突然,没有思想准备,她们下意识地打量着周恩来这不同凡俗的打扮。这时,周恩来向司机小李使了个眼色,二人相继走进屋门。待司机小李关上屋门之后,周恩来放下手中的皮包,问道:  “妈,小超,不认识我了?”  邓颖超与周恩来不仅在恋爱期间经历过长达数年的分别,而且在结婚之后也曾有过多次的分离,就像他们七月下旬在武汉分别那样,表面的平静掩盖着他们离别时那特有的情感。这三个多月的分别太不寻常了,邓颖超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情感,她喊了一声“恩来!”就扑进了周恩来的怀里,伸出双手紧紧拥抱着周恩来那虚弱的病体,生怕他再离去似的。  同样,周恩来在这三个多月中经历的大悲大喜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就在他得了恶性痢疾发着高烧,神志完全处于昏迷之中的时候,他除去喊着“冲啊!冲啊!……”也不曾忘记他心爱的小超和革命的母亲杨振德。他在醒来之后,还是想着邓颖超现在在什么地方。当他由范桂霞的口中获悉邓颖超母女安全地回到上海之后,他内心的喜悦是一般人无法体会的。此刻,当邓颖超扑到他的怀抱中以后,他认为自己唯有爱抚地摸着她那黑黑的发丝,才是对心爱的小超一种感情上的补偿……  邓颖超和周恩来结婚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杨振德从未看到女儿和女婿当着自己的面,如此忘情地拥抱在一起。今天她见此情景,鼻子一酸,险些流下泪来。她为了掩饰做母亲的这份特殊的情感,匆忙转过身去,提起周恩来随身带来的皮箱,快步走进了内室。  周恩来从杨振德这一连串的表情和动作中,完全看到了这位革命母亲的内心感情,一种敬重之情打心底油然升起。接着,他感到邓颖超轻轻地离开了自己。他也不由得转过身去,恰好看见了摆在窗台上的那盆盛开的月季花。或许是为了改变这种说不出的重逢气氛吧,他有意地问道:  “多漂亮的月季花,是为欢迎我的到来买的吧?”  邓颖超的感情似乎还没转过来,有些难为情地摇了摇头。  “那一定是专门为咬我们的狗准备的,对吧?”  邓颖超很是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接着,她问道:  “是谁去码头接你的?”  “是我,”站在旁边一直未说话的小李答道,“为了给你和杨伯母一份惊喜,事先没有通知你们。”  这时,杨振德提着一个精巧的竹制小篮从内室走出,说道:  “你们谈,我出去买些吃食,为恩来接风洗尘。”  “妈,不用了。”周恩来边说边拦住杨振德,“我随便吃点儿什么就行了,过一会儿,我还要和有关的同志接头了解情况。”  “不用急,领导告诉我让你先休息,今天晚上,罗迈同志来看你。”司机小李说道。  周恩来当然知道罗迈即李维汉,他们二人远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就相识了。早在九月二十六日,张太雷奉中央之命到汕头,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时,周恩来就已获悉李维汉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并在八月九日召开的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常委,分管组织部和秘书厅。也就是说,有关中央的人事安排——包括南昌起义失败后北来上海的领导同志的安置,都由李维汉负责。另外,李维汉作为分管秘书厅的常委,自然也清楚在上海就要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因此,他一见到李维汉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罗迈同志,快说说情况吧!”  李维汉在这之前,就知道周恩来得了恶性痢疾,险些丧命。而今,周恩来奉中央之命带病北来上海,出席即将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无论是作为分管组织的常委,还是作为多年的战友,都应该前来看望周恩来。可是,当他一看周恩来那虚弱的病躯,再一听周恩来急切要求工作的话语,禁不住地暗自叹道:“这就是恩来啊!……”接着,他又笑着说道:  “不要这样急嘛!有关情况,由秋白同志和你谈。我今晚来的目的,就是要你先好好休息,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周恩来是一位组织观念很强的领导同志,他一听李维汉的话音,就不再询问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关情况。接着,他又关切地问道:  “罗迈同志,有哪些参加南昌暴动的同志从南方脱险回到了上海?”  “有立三、伯承、国焘、平山、郭亮等同志。”李维汉说罢有意停了片刻。“日前,贺龙同志也回到了上海。”  周恩来一听贺龙的名字,内心猝然涌动起难以言述的情潮,八一南昌起义恍如昨日,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暴动场面,在周恩来的记忆屏幕上迅速闪过。当他想到起义军南下路经瑞金,贺龙在一座学校里入党宣誓的时候,那动人的画面定格在他的记忆屏幕上。同时,贺龙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再次回响在他的耳旁:“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这十年是我垮了又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干革命,人民就拥护。我们可能被杀,人民却永远杀不绝。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周恩来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急切地问道:  “贺龙同志的近况还好吧?”  李维汉微微地点了点头,随即又讲了有关贺龙的情况。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辗转北来,到达了上海。李维汉考虑到他在社会上名声很大,是个“危险人物”,就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寓,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做二房东。接着,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贺龙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在谈到湘西问题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俟农民起来”。事后,李维汉把贺龙谈的情况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秋白同志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湘西干一干呢?李维汉认为可以。但是,事前中央作出决定:贺龙随刘伯承等同志去苏联学习。对此,李维汉的意见是:“去苏回湘由他自己决定”。如果贺龙自己坚持回湘西,李维汉就赞成“先叫他们到湘西去试一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的同志去”。最后,李维汉问道:  “恩来同志,你比我更了解贺龙同志的情况,你是赞成他去苏联学习呢,还是回湘西去干?”  对此,周恩来是没有定见的。就他的本意而言,在此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的情况下,像贺龙这样大的目标是有危险的。因此,他希望贺龙去苏联学习,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对未来中国革命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他又清楚贺龙不服输的个性。这时,他不由得又想起南昌暴动失败的前夕,在他主持召开的前委紧急会议上贺龙说的那番话:“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为此,他沉吟片时,说道:  “我个人的意见,先去俄国学习是上策。”  “那就这样决定。开完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你代表中央与贺龙同志谈一次话。”  “不,我今天晚上就去看望贺龙同志。”  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军事家。由于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毅然率部参加了周恩来等中共要人领导的南昌起义,贺龙的名字就越发增加了传奇色彩。与此同时,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也被贺龙的义举惊得目瞪口呆,接二连三地发下一道道通缉令,悬赏贺龙颈上人头的价钱也随日激增。毫不夸张地说,近一个月来,上海的大人小孩无人不晓贺龙的大名!对此,回到上海的贺龙依然不改英雄本色,从不把敌人的通缉放在心上。每当同志们当面谈起他颈上人头看涨的消息,他的回答仅仅是轻蔑的一笑。每天,他和同住在上等公寓中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不是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就是计划如何回到湘西卷土重来。另外,或许是因贺龙自幼家贫,且又利用旧社会中的帮会,曾干过那些杀富济贫的营生,因此,他不仅对穷人有着很强的同情心,而且还十分敬仰他引为贤者的领袖人物。其中,尤对周恩来的道德、人格倍加信服且终生无悔。当他听说周恩来带病到达上海以后便连夜赶来看望他,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双手,“看见周恩来身体虽然很消瘦却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他说:  “部队打败了,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是不甘心哪!”  善解人意的周恩来非常了解贺龙的心情。为了安慰贺龙,他十分乐观地说:  “贺龙同志,现在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对此,贺龙再次表现出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屑一顾的神色,严肃地说:  “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  周恩来听后一股热血直往上冲,在这种情况下,他唯有紧紧握住贺龙的双手,连声说着“好!好……”借以表达自己那难以言述的感情。少顷,贺龙抽出双手,成立正姿势,就像是请战似的郑重说道:  “下一步,我该怎么走,你就下命令吧!”  这时,周恩来才袒露今夜赶来看望他的真情,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做了考虑,让他到苏联学习军事。接着,周恩来又以商量的口气问道:  “贺龙同志,你个人有什么想法吗?”  诚如前文所述,这时贺龙的主导思想是不甘心南昌起义失败,想尽快回到湘西去卷土重来。但是,当他一听中央让他到苏联学习军事的决定,就无条件地答说:“我听中央的!”但是,当他再一想未来中国革命将向何处去,又郑重地问道:  “恩来同志,我们党下一步棋该怎么个走法呢?”  “说老实话,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沉吟片时,看了看贺龙有些茫然的表情,低沉地答说,“中央近期将召开会议,我想会很快作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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